苏州之富，固然震撼了王恕。
不过王恕很快就从这种震撼之中恢复过来了。
他立即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韩雍的政策，其实对零售的商品不严厉查处，而是对大宗货物进行专项加税。
之前大明的商税，是三十税一。
但是想收上来也并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明用来收税的无非是两种，一种地方政府征收的铺税，可以理解为营业税，但是数量并不是太大的。
甚至很多时候，中央都不要。对于很多小县城里面，就好像是后世的小镇子一样，满打满算才有几个商铺了。
最大项就是各地的钞关，也就是运河钞关，与长江上的钞关。
这能够每年给大明朝廷一百多万两的赋税。
但是这也是有问题的。
存在重复征收的问题，一件货物从江南到北京，就要过好几个钞关。而今因为运河的衰落，这赋税也存在下降。
无他，如果海运的话，只需从松江海关出一次，天津海关进一次，如果运输一些粮食作为压舱石的话，甚至可以将这些粮食作为赋税抵给天津海关。
还有就是，很明显这两些钞关收税，只是在运河与长江两条主要的交通线之上，其他很多地方，都没有收税的地方。
宋代商税征收之多，是因为宋代收税的场务遍布天下。
而大明并没有这样的条件。
当然了，并不是说，除却这些这些钞关之外，就没有其他收税的关卡了。
当然是有了。
朱祁镇登基之前，就有驸马在北京城外收税，但是所收的赋税全部进入了自己的腰包，这可以说是敲诈拉索了。
朱祁镇也重重处置了。
只是这仅仅是北京。
在大明其他地方，这样的事情就不存在了吗？
不，当然存在了。
而且是大量的存在。
这里面层层敲诈，却不会到了大明朝廷的手中。
对于这样的情况，朱祁镇有意收拾，但也仅仅是有意而已。
朱祁镇想不想收拾这些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双方力量的对比。能不能收拾。
朱祁镇作为皇帝，自然是可以针对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家族，一声令下诛其九族，这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很多时候，杀人是不解决问题的。
只有喂饱了这些人之后，才能做其他的事情。
比如清理地方。
这就为什么韩雍选择大宗货物专卖，将大宗货物专卖之后，针对每一项大宗货物制定一个专门的税率，而且用引税制度，确保大宗货物只缴纳一次赋税就可以了。
对于，很多小批量货物可以逃税。
但是对于大批量运输的货物，根本不能逃税。
或者说逃税的成本，未必比得上交税的成本。
而且从源头征收，尽可能将所有大宗货物都纳入税基之中吧，对于那些零零散散的货物，就不用花费太多的精力了。
毕竟这也是需要行政成本的。
这些大宗货物专卖之中，盐铁茶马这四项，是最容易达成的。
毕竟这本来都是在朝廷官制之中，甚至可以说，管制程度要比所谓的专卖要强大的多了。
王恕在苏州调查之后，在所有大宗货物之中，他选择的突破口，就是棉布与丝绸。
因为这也是江南最大宗的货物。
所谓，江南衣被天下，并不是假的。
而且这两样征税的时候，最容易征税的就是棉布。
无他，丝绸的种类其实有很多种的。
什么绢、纱、绮、绫、罗、锦、缎、缂丝，等等。
而且有很多丝绸都是高等货色，就好是蜀锦一样，很多时候，一寸蜀锦一寸金之说，这说明了蜀锦的珍贵，但是江苏所产的丝绸，有很多是不下于蜀锦。
但是这样的珍品反而不容易征税。
因为货物量不大，很容易逃税。
只有中低等的丝绸，还有棉布才是最佳的征税对象。
王恕从各地海关与钞关的征税资料与各地其他少府，锦衣卫，东厂的各种资料之中汇总之后，最少王恕可以查看的棉布数量在于一亿匹上下。
这还是大明官府对各种棉布不完全的统计，如果从源头来算，这个数量还要翻上一倍不止。
而棉布每匹的价格，因为质量不同，在于三钱与五钱之中徘徊。
也唯有这么大的市场，才能让棉布产业之中，有徐家这样的大富豪迅速的崛起。
王恕即便粗粗估算，哪怕每一百匹棉布加银一两。
这也是一百万两了。
如果真做到毫无遗漏的征税，单单这一项，最少能为大明增加三百万两的赋税。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
诚然，而今的产业局面之中，棉布是大明最大的产业之一，关系到山东，江苏，浙江上下游好些地方。
但是并不说，其他各部产业就比不过棉布产业。
从这个角度估算，如果能够做到十几种大宗货物专卖的话，大明最少可以增收一千多万两银子。
而且棉布生产是比丝绸更加集中话的。
江苏虽然产棉花，但是大明最大的棉花产地，还是在山东。山东棉花大量南运，这种生产资料更多控制在很多工厂主上，而丝绸很多是小农生产，当地的蚕茧，从养蚕到丝绸，一条龙一个女的都走了。
总不能让吏员深入每家每户去征收一点点赋税，根本是得不偿失的。
而各种纺织厂却是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