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日本在上海的势力及兴亚院
兴亚院：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内阁设立的专业负责处理侵华事宜的机构。1938年12月成立。首相近卫文麿任总裁，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兼任副总裁。设第一部辖政治，第二部辖经济。该院设联络委员会。在中国北平、上海、青岛、汉口、广州、厦门等地设有分支机构。
日本政府於西元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十二月第一次近卫内阁时，为对华政策一元化，倡议对华中央机构设置论，而设立兴亚院。因当时外务省认为，军部对华占领地区，不仅有支配权，且握有对华外交权限，起而反对，以致引起广田弘毅及宇垣一成两外相，发生辞职问题。於是兴亚院执行对华政策时，外交除外，办理有关政治、经济及文化等事务。并监督在华特殊公司之营业。於北平、张家口、上海及厦门等地，设置联络部，担当指挥现地工作。兴亚院设总裁一人，由首相担任。副总裁四人，由外相、陆相、海相及藏相(财政部长)四大臣担任。为决定处理中日战争之最高方针，有兴亚院会议之组织，由正副总裁及总务长官(初任为柳川平助)所构成。由於兴亚院之设置，军部除全面参与对华政策外，且有多数军人直接担任行政事务。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由於大东亚省之设立，兴亚院无存在之必要而废止。
日本在上海的势力
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上升。清同治九年(1870年)，日在沪始设机构“开店社”。此后，日本人陆续落脚虹口，他们多以开设杂货、饮食等中小店铺为生。
清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后，日本一些大财团也纷纷抢滩虹口。光绪十六年日侨人数已居外侨第三位。他们聚居在虹口日本总领事馆及东本愿寺上海别院附近，境内出现日本式社区的雏形。
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巨额战争赔款和在华开设工厂的特权。在提出于吴淞开设日租界的要求遭到英美抵制未成后，转而实行打入公共租界，将虹口变成“有实无名”日租界的策略。民国3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机取代德国势力，渗入工部局董事会和巡捕房。公共租界北区、东区及毗邻的越界筑路地区的重大事务，没有日本同意已无法施行。上海日资经济超过美国，有些领域甚至超过了英国。
一二八事变后，侵沪日军控制了公共租界北区、东区及毗连的界外地区。日本侵华的重要政治经济机构的总部或主要分支多设在境内。是时，虹口成了日本人的天下。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民国34年日本投降。
a、日本驻沪总领事馆
同治十二年六月十三日(1873年7月7日),日本领事馆从北扬子路(今扬子江路)1号移往闵行路3号。光绪十七年升格为总领事馆。清宣统三年八月二日(1911年9月23日)迁到黄浦路25号a(今黄浦路106号)新馆办公。总领事下设领事、副领事及警察署长。
在日本总领事馆的策划下，光绪二十六年，日侨成立义勇队，参加上海义勇队(即万国商团)，跻身租界防务。光绪三十一年，组织日本人协会。两年之后，在协会基础上成立日本上海居留民团。民国4年，组织樱友会(上海的乡军有志会)。民国16年，组织在乡军人会上海支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总领事召集民团、在乡军人会等社团会议，成立以总领事为委员长的官民一体的时局委员会，成为实施日侨战时动员体制，支持日军发动侵略战争的在沪最高机构。
b、警事
光绪十七年，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内设警察署长，并雇佣日籍巡警查办日本妓女。光绪三十一年，上海发生会审公廨审判黎黄氏事件。日军“对马”号陆战队上岸，在东本愿寺上海别院设立守备警察队本部。民国3年，工部局聘用日警3人，常驻境内，专门处理中日居民间的纠纷。民国5年，工部局从东京聘用日籍警员30人，分派于北四川路一带执勤。民国7年三角地菜场械斗事件后，工部局答允将华捕全部调离虹口。民国15年，日警增至96人。一二八事变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取代巡捕在街上巡逻。民国26年，日军迫使工部局同意将虹口划为一个新警区，由日籍区长全权管理。
c、特工
1.上海特务机关
位于狄思威路(今溧阳路)1177号，隶属日本陆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首任机关长是田中隆吉少校。乍浦路和平大楼“满铁驻上海办事处”，是他们存放情报资料和谋略策划的密室。汪伪南京政府成立后，改称上海陆军联络部。该机关曾指挥女间谍川岛芳子(金璧辉)在沪广泛搜集情报。民国21年，与关东军参谋部共同策划了“上海事变”(即一二八事变)。
2.对华特别委员会
民国27年初，日本成立以大特务土肥原贤二为首的对华特别委员会。地址东体育会路7号的重光堂。其任务：一是“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建立中央政府”，搞垮中国抗日力量。二是统一与平衡日军在华各自为政的局面。该会曾企图策反北洋军阀旧人唐绍仪和吴佩孚，都未成功。民国28年3月撤销。
3.梅机关
民国28年8月，建立于东体育会路7号的重光堂。在沪西、南京、苏州、杭州设有分机关,机关长为影佐祯昭大佐。梅机关代替了土肥原的对华特别委员会，是执行策反汪精卫，代号为“渡边工作”的核心。是年11月20日，日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