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铁铉的介绍和万磊自己的了解，从总体上说，明朝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小农社会，明太祖朱元璋是个乞丐出身，不懂啥叫经济规律，又特别讨厌商人，所以他就明文规定‘可以直接逮捕那些不事生产，专门从事末业’的商人。
而在太祖爷眼里，职业商人是违法的职业，统统都该被抓起来。所以在将全国户口分为民、军、匠、灶等籍时，各职业户基本都分属其下，但纵观大明律，并无“商籍”之说，没有商籍自然也没有专门的商法。
这就是明朝最有趣之处，很容易理解，给上户籍的别管良贱，都是合法职业，哪有给违法犯罪的职业——商人专门立一户的道理啊？由此可见，商人们的地位是何其低下，平时就是受到了官差衙役的敲诈勒索，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诉。
为了不被小人们欺负，商人们纷纷寻找大靠山，玩起了官商勾结，这也是官场腐败的根源之一：商人们地位低，为了求生存求发展，必须巴结官府，贿赂官员。明朝官员的工资相对较低，官员们为了有钱置地买房纳小妾，自然就乐于充当商人的保护伞。
这种官商勾结的双赢局面一经出现，社会财富都流向了高官大贾，受损的必然是小百姓和朝廷的利益。商人有高官罩着，朝廷自然也就没法从商人身上收到商税；而商人要给靠山们进贡真金白银，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商人们当然不会自己吃亏，他们一方面压低进货价格，另一方面提高货物的售价以获巨利；甚至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大挣黑心钱，到头来还是从事生产的小百姓吃亏。
富商巨贾玩官商勾结挣了钱之后又买地当起大地主，以至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朝廷收不到商税，财政一旦吃紧，就只能变本加厉地盘剥老实巴交的农民，以至于农民怨声载道；百姓越劳越穷，纷纷破产变成流民，最后被逼造反。
这种官商勾结的现象发展下去，就会变成一个社会毒瘤，而明朝不只是社会经济加户籍管理一团糟，税收也是一个硬伤。
明代的税收可以分为三大类：田赋、盐税、杂色收入。其中田赋是最大头，约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盐税相当于田赋收入的百分之十，商税被归入杂色一项，所占比例远远低于百分之十五。
由此可见，最贫苦的农民还是税负的主体，尽管明代的名义税率不高，但将各种行政性收费、劳役加起来，农民的实际税负还是很沉重的。如果金融层面上再出点问题，百姓就会面临破产的境地。
占有少数社会资源的农民税赋重，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官商阶层没有税赋负担，如此可见，明朝的财政一塌糊涂。朝廷所收上来的税很少，但是百姓过得很苦，这就是典型的积贫积弱。
而在明朝初年，白银并不是合法货币，明廷甚至禁用金银交易。明朝典章制度中有”钞法”、”钱法”，却并没有”银法”。尽管朝廷有明确禁令，但白银在民间市场上的使用却并未停止，反而随着市场贸易的活跃而渐成大潮。
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商人们在从事朝廷禁止的走私贸易中，所获得的暴利而迅速积累了无数白银。
其中，贩铅所获得的白银量最为巨大。湖南、湖北一带，盛产白铅矿，当地售价每担白铅只有白银2两。走私商们将它们运到广东，卖给海上走私商，每担可得白银6两；海商又把它们运送到日本，每担白铅可炼取白银18两；提炼剩下的白铅，再运送回国，每担白铅还可以卖白银6两。这样一算，每走私贩运一担白铅，可以净赚白银18两，利润率最高达到300％!
难怪海外走私贸易屡禁不止，这300的利润，谁见了都会疯狂。海外走私贸易的屡禁不止，导致了白银的大量涌入，无钱可使的百姓们马上就认可和接受了这种保值的货币。
慢慢地，白银这种货币渐渐地渗透到整个社会，社会各阶层对白银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如何解决这一严重的供求矛盾便成为当务之急。有需求，就有市场。
倭国除了火山地震多之外，物资极度匮乏。不过，倭国还盛产白银，预计每年产量不下数百万两。一边有银缺物，一边有物缺银，这个时候，商人们的调节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每年总会有很多人从中原走私货物到倭国，换回白银。
也就是因为走私屡禁不止，朝廷就越是下恨心实行海禁，不过越禁就是越是禁不止，而且越禁国内流通的银子就越多，朝廷发行的宝钞就越发贬值，这就是一个怪圈。这个怪圈的起始点还是那一条：朱元璋把商人违法化了！
朱无璋想消灭商人，想把明朝变成一个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农社会，却不知道什么叫社会规律，这个社会没有商人，那能行吗？谁来调济余缺？而朱元璋消灭商人这个想法就够可笑的了，更可笑的是他发行的宝钞。
从明洪武七年起，因为铜短缺，明朝颁布“钞法”，开始印发纸钞。但是这种纸钞纸质很差，而且是只发不收，即不分界，也不回收旧钞，致使市面上纸币泛滥成灾，发行的当年就开始通货膨胀，贬值极快，百姓可不是傻子，自然不会用这种玩意儿。
宝钞的失败，又带动了另一个暴利行业的发展，那就是私铸铜钱。铸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