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明朝议和成功，解除了南方的后顾之忧，北平军就可以集中力量对付鞑靼了，北平军八万多军力中，抽出近五万精锐，组成北伐军，由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周天笀指挥，由居庸关北上，开始了北征之旅。
而在大宁驻守的第二集团军第二军也要协同作战，并且负责粮草接应。其实自古以來，中原王朝对北方的游牧部落用兵，一般都比较吃亏。不只是因为客场作战，不占地利，还因为道长路远，粮草难以补充。
另外，游牧民族沒有所谓的根据地，也不用守城，打不过就跑路，尽可能把战线拉长，北伐军一方面要防备敌人的游击战术，一方面还要分兵保护粮道，以面粮草被劫，总之十分吃亏。
正是因为游牧民族十分难打，万磊才点名让周天笀挂帅出征，因为周天笀老成持久，比较稳。而且参谋总部不但给订出了一个可行的战略计划----挤压蚕食，即稳扎稳打，一点一点地抢占蒙古高原的东南部，渐渐地将鞑靼部逼向西北蛮荒之地。
军队稳扎稳打的同时，万磊还准备搞北进运动，即是鼓励百姓北上从事牧业，并把所占领下來的牧场大片大片地划出來，给新入驻的牧民养马牧羊。
其实，中原王朝一直无法有效地控制蒙古高原，就算是最强盛的汉唐时期也无法将那一带真正地收服。因为那是一片天然的牧场，本來就是游牧民族的乐园，农耕文明难以在这一片土地上扎根。
哪怕是把上面的游牧民族赶紧杀绝，很快还会有另一批人取而代之；就算是强行迁移中原百姓北上，最终不是被游牧民族灭掉，就是会“胡化”形成另一个新的游牧民族，继续与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原王朝相对抗。
而中原百姓以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为主，小日子过得相对滋润，游牧民族地处草原，物产稀少，生活相对困苦，自然无比向往中原的花花江山，一旦中原王朝国力不济，他们就会乘虚而入，自春秋到明初，近两千年來无不如此。
这两大文明在对抗中过了近两千年，矛盾已经激化到了难以调解的地步，自秦朝开始，中原王朝开始修长城，试图拦住游牧民族南下的铁蹄，不过这些城墙只能拦得一时，拦不了一世。该來的时候，他们还会再來，成为中原王朝挥之不去的噩梦。
汉唐的和亲政策，两宋的岁币外交，无一不是无奈之举，甚至还出现五胡乱华和蒙元称治等惨痛历史。同时，游牧民族也付出过很大的代价，比如说匈奴突厥契丹等民族，都被赶出蒙古高原这一片牧场，西迁到荒漠地带去。
现在占领蒙古高原的是鞑靼部蒙古人，北平军要解决的，不只是这些蒙古人，还有两千年遗留下來的老大难问題，即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问題。而说到底，两大文明矛盾的根源就是经济结构差异。
由于地理气候的差异，中原适于农耕，草原适于放牧。中原百姓种植的农作物易于存储，可以囤积起大量粮食，对天灾有很强的抵抗力，还可进行社会分工，发展工商业，进而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而游牧就不一样了，草原的承载力有限，能放养的牛羊是有限度的，所以游牧民族要逐水草而迁移，如果遇到灾年，水草不丰，牛羊就会饿死，人就得挨饿。这个时候，游牧部落要么自相残杀，要么把手伸向南边。
另外，由于游牧民族以放牧为主，经济结构单一，手工业落后，很多日用品，如茶叶瓷器炊具等都无法自足，对农耕文明有很强的依赖性。中原王朝占有边贸主导地位，自然以此为手段，对游牧民族进行羁縻。双方本就脆弱的双边关系，往往会因为贸易摩擦而破裂，进而引发战争。
其实，要解决这一问題，也不是沒有办法，办法就是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整合起來，实现经济政治一体化，只是这个办法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行不通。因为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决定了其具有很强的封闭性。
而北平行省已经开始步上工业化的道路，工业化的特点就是开放性与扩张性，工业生产需要丰富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而蒙古高原就是一个羊毛产地，只要圈起來养羊，就能产出大量毛纺业所需的羊毛。
当然，此次北进运动非一朝一夕可功成的，其间不但要驻扎军队保护牧场和百姓，防止鞑靼人反扑，还要在牧场上修栅栏筑城镇建铁路，以此加强对草原的控制。同时，为了防止牧民胡化并闹分裂，公民教育和爱国教育也要跟上。
其实，游牧民族之所以桀骜难驯，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是部落制的，一个部落族长拥有绝对权威，族人只认族长不认国家，唐朝时期就收拢过很多游牧部落，可是不久之后就叛乱无常，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人沒有国家归属感。
为了避免出现唐朝那种混乱局面，万磊一般不会收拢蒙古族，就算是他们主动來降，万磊也会把他们打散了与北进的牧民杂居，并“硬性”规定所有牧民都要接受学堂教育，而适龄儿童全部要接受中小学教育，以培养公民意识和国家归属感。
三月二十日，北伐军就传回捷报，第一集团军三万精骑在沙井一带与鞑靼首领鬼力赤所部的五万骑兵相遇，周天笀借助火炮的辅助，在战场上占据主动，双方激战一日，鞑靼部力战不支，全线溃退。北伐军乘胜追击，斩首两千，俘虏近千，更缴获了大量牛马。
北伐军首战告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