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之敬失踪是有惊无险，但其结果之惨烈，却骇人听闻。
吴老大自尽身亡，徐家刀卫硬生生被剜掉了一块肉，那地下抬出十七个病人，每个病人都患有恶疾，这些都没什么，最可怕的是事后曲阿的姜县令大致统计了一番，在此之前因为延误病情而死的流民，数量已逾六十余人。
因为很多尸体已经被火化埋掉了，之前大部分死掉的病人是得了什么病死的已经不可考，姜县令怕其中真有瘟疫，命了身强体壮之人从佛寺的地窖里又抬出了几十个病人，请了全县的医者一一检查。
这些人大多是伤害加重，也有许多是伤口感染加深、喝了路上的污水染上了腹虫等等，被放在佛寺地下的都是任其“自生自灭”的，大多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医，大罗神仙也难救。
曲阿县衙就“绑架案”开衙审理以后，吴老大和盱眙受灾的那些灾民的事情也就大白于曲阿百姓之中。
虽说同情吴老大一行人的遭遇，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鉴于主犯已经自杀，徐之敬这个苦主又没有计较，轻判之下活下来的六兄弟都没被有流放，但吃了三十杖，还要在牢中坐一年的牢。
曲阿民风淳朴，知道此事后倒没有像齐郡那般人人自危，在知道佛寺里那群人已经是等死以后，甚至还有人家上门送药送食。
对于吴老大等百姓的遭遇，有些受过灾的百姓也能感同身受，县中富户还为他设了灵堂，做了法事，修了“义士冢”。
可怜这些流民犹如惊弓之鸟，平日里不敢光明正大的出门，得了病也不敢医治，谁料一旦暴露在天日之下却得到了各方面的救助，一时间又是悔恨又是羞惭。
早知道是这样，又何必东躲西藏，眼睁睁看着那么多人病死？
但这件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在审理过此案之后，姜县令对到了曲阿的流民都做了一番统计，除了死去的六十余人，还有得病的几十人外，在曲阿县中流浪的灾民数量已经有六百多人。
如何安置这六百多人就成了问题。
曲阿不是什么大县，秋收的粮食也是还要交上去做今年赋税的，就算有余粮，没有朝廷的命令，姜县令也无权做主开仓放粮，能成功南逃下来的大多是健壮男子。
这么多人之前靠偷窃、打猎、出卖劳力等为生，可一旦没有了营生，游手好闲之下，势必要生乱。
一旦有人再作奸犯科，就会引起曲阿百姓的反感，而两边若起了摩擦，事情就要棘手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姜县令绞尽脑汁，翻遍县志，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天监六年的时候，晋陵郡也出过事，当时有一庄园主重压之下引起荫户不满，荫户们造反打死了庄园主一家，冲出邬堡，逃窜而去。
庄园主死了，他们家中的奴隶也就逃了个干净，当时有四百余人逃难到曲阿，因为没有户籍无法安置，最后是当年的县令找到了法子，趁着当年“土断”的机会，将所有的奴隶们在曲阿落了籍，分了野田，从此成为了农户。
所谓“土断”，就是为了整顿户籍，将侨户、被掠夺的荫户、流民编成编户，扩大国家租税徭役收入的一种办法，流民也好，荫户也好，本是没有户籍的，被称为“白籍”，但一旦按居住地归入户籍，就有了籍贯，变成了“黄籍”，可以分到露田，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赋税徭役。
土断各地一直都在执行着，但名存实亡，因为荫户之所以会变成荫户，是因为朝廷的负担比在庄园里还重，一旦遇到打仗或是其他危险的工事时，连命都保不住。
所谓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便是如此了。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各地如何积极的收拢流民，流民们也总是投身于庄园或士门的托庇之下，像是因为当奴隶太惨而不愿再做荫户的少之又少。
再者增加黄籍之人并不算什么政绩，各地的官员也都不太主动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姜县令想的便是将这些人以“流民”转入编户，再按丁授予露田，在朝廷彻查各地流民将他们遣返回当地之前先把他们安置下来，只要有了希望，这些人就不会轻易作乱。
只是就算现在授了田，那也是些还未开垦的露田，也就是野地，开垦要到明年春天，这么长时间这六百多人得要吃饭、生存，姜县令已经向县中富户游说过了，县中不少富户愿意以工代酬，让这些流民替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代服今后的徭役，有了这些人出的钱粮，这些青壮的流民又有力气，就能撑到明年春天县中借种给他们。
所以一切的基础是“编户”，可编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首先必须要确定这些人都是流民而不是罪民，就必须一一登记他们的姓名、原本的籍贯、年龄等，而后再按照县中现有的露田分田安置。
这六百多人一一统计下来就是个浩大的工程，更别说还要再重新编户、查找露田所在之地一以对应分配，还有登记入册等等。
曲阿是中县，整个县衙里算上衙役识字的也不过六七人，因为各种原因，这件事还不能让太多人知道，得悄悄在其他人没发现之前就把他们编户了，谁也不知道朝廷什么时候就发现曲阿多了这么一群流民要把他们抓走或遣返，他们只能在这里的事情传到别处之前抓紧一切可用的时间，能编几户是几户。
县衙人手原本就严重不足，算吏只有一个，只能算算普通的帐，分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