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王亥受到殷商后代的隆重祭祀就决非偶然。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说：“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在《殷墟卜辞综类》所收祭祀王亥的卜辞，就多达96条。
殷人有时用祭天的礼节来祭祀王亥，可见王亥在商朝人心中具有极高的威信。
正是王亥所开创的畜牧业和所开始的商业贸易活动给当时的商部落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商部落迅速壮大起来。
《管子·轻重甲》记载，商汤时，的统治者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夏桀仅女乐就有三万人，而且
“无不服文绣衣裳”。商汤则采用宰相伊尹的策略，命令自己部落的妇女赶织
“文绣纂组”，换取夏朝大量的粮食，通过这些商业贸易活动，为灭夏准备物资基础。
由此也可见，商国的强大应是从王亥所进行的商业贸易这场经济革命开始的。
通过持续不断的商业活动，使商族的粮食日益增加，国力日渐强盛，商国终于在汤时取代夏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商王朝。
商洛市丹凤县文史专家童正家在《古商国所在商榷》一文中列举的史料我原则赞同,比较客观公正地论述了古商国变迁,我研究认为,历史资料虽然没有明确商洛作为古商国国都,但应该属于一个重要部落,有时候甚至被封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商国。
在这个山高皇帝远的自由王国里,手工业、冶炼技术和原始物品交易比较活跃,在那个时代颇有名气,人们对
“商”记忆尤深,这便是商洛的
“商”来历之意。童正家此文可看出古商国迁移概况,也可作为我关于商洛地名来历的佑证,其文如下:契为商族始祖。
父帝喾、母简狄，吞玄鸟（即燕）卵生契，故有玄王、玄帝之称。原系虞舜之臣，任
“司徒”之职（掌管颁布政教法令）。《国语·鲁语上》载：“契为司徒而民辑”。
《史记·殷本记》称：契
“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即商国之源——笔者），赐姓子氏。”昔商州城有虞司徒祠，龙驹寨有契庙，历来为商地之民所敬仰。
然古之商国所在却众说纷纭，特稽而考之。目前较为流行的商洛说、河南说和山东说。
商洛说之依据为有以下几点：第一，《括地志》称
“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约在今商镇至古城商鞅）封邑方园一带）；第二，皇甫谧注《史记·殷本记》谓契
“封于商”即
“今上洛商是也”。第三，《水经注》亦有：“契始封于此，则斯地为司徒所封之国也”。
此外，《陕西通志》、《直隶商州总志》等，更众口一词，皆认定商国在商地。
现代知名学者石泉（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历史系教授）先生曾指出商地
“曾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商国存在。”近年来
“牙璋”、
“玉戚”、
“玉璧”、
“玉铲”等礼器的出土，更为此说提供了物证。商洛说古今有据。关于河南说，最有力的为上海辞书出版社所出《辞海》。
《辞海》称：商为
“古地名，在今河南商丘，商始祖契所居。由地名而成国族名”。然民国三年（1914）商务印书馆出版傅运森所编《世界大事年表》载：相
“十五年”，
“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民国四年（1915）商务印书馆出版之《辞源》为傅氏说之翻版（完全相同）。
《世本·作篇》又谓：“相土作乘马（运输马车）”。相土系契之孙。
传商国人本善经营，有了当时最先进运载工具后贸易更臻兴隆，遂将商国人熟操之业，谓之商业。
相土在商国主政第十五个年头后，由于发明了马拉货车，提高了运载量，商业更加繁荣，国势日强，秦岭腹地之商山已不适应商国发展，方迁往中原商丘。
两说一先一后，并无矛盾。关于山东说，已是其后
“公无前十六世纪商汤灭夏后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建都毫（在山东曹县南）”曾多次迁移，后盘庚迁都殷（河南安阳）。
亦与商洛说不相矛盾。几说并存是很正常的，如诸葛亮之河南南阳卧成岗与湖北隆中之争，杜康酒的陕豫两省之争等。
鉴于笔者知识之浅陋，特乞教于方家。(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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